“现在看来，我们20多年前的呼吁没起到作用，江刀的今天，还是被我们的乌鸦嘴说中了。我很痛心，因为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秦安舲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大生命科学院5名老师研究了五六年江刀，那时就觉得江刀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少。所以，他们多次在各种国内学者交流会上呼吁限捕江刀，并向国家动物协会反映过。

　　现实的情况是，国家相关部门已注意到长江鱼类资源问题。2002年，长江开始实行春禁，对长江中的刀鲚和凤鲚(俗称凤尾鱼)，实施了限捕措施。

　　在江刀繁殖季节4至5月，农业部要求渔民持特许证方可捕捞刀鲚。

　　但施炜纲和秦安舲都持有同样的观点：按目前情况，江刀应该是禁捕，而不是限捕。“为了保住这个种群，江刀味道再美再鲜，人类也要暂时放弃这道美味。”施炜纲的理由是，人类要想对江刀可持续利用，就必须找到一个“拐点”。“假如在不捕捞的状态下，长江里有500吨江刀，今年人类捕掉了250吨，明年它通过自然繁殖还能恢复到500吨，那江里保有250吨就是‘拐点’。

　　“人类在‘拐点’以上利用资源，就是可持续利用。

　　在‘拐点’下利用资源，就是毁灭性利用。毁灭性利用的结果，就会让这个物种灭绝。这是科学规律。”施说。

　　面对学者们的观点，常熟市渔政站一位基层工作者提出反问：“几千年没捕光，这二三十年就能捕光？”他认为，江刀减少的主因是长江水污染。

　　“试问，经济发达的城市，有几个能在其内河中找到鱼？江刀为什么快灭绝了，问沿江工业带那些纳税大户去。”这位渔政人员说。

　　近期，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参与考察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事后对媒体说，重庆一带是小型炼焦、炼矿企业，到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放眼两岸，众多大型钢铁、造船、拆船等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几乎都是“聋子的耳朵”，相当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长江。

　　据《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03年)》统计，当年长江流域废水排放总量为1639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725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914亿吨。

　　施炜纲的另一职务，是农业部下设的长江下游渔业资源监测站站长。他举例说，1999年春，在长江镇江段，原设立的刀鲚监测点由于受附近一家大型企业排污影响，刀鲚踪影全无，而此时附近南京、江阴刀鲚产量却一直稳定。

　　“即使污染物浓度一时不至于置刀鲚于死地，其长期慢性毒力也会影响刀鲚生殖系统，造成生殖系统畸形，繁殖力下降。此外水体中污染物的存在也会影响到水域中饵料生物的丰富，并进而影响刀鲚的肥满度，使刀鲚商业价值下降。”施炜纲说。

　　渔民陈褚生也认为江刀是从1973年后开始减少的，“那以后，江两岸的工厂建起来了，污水、废水排进来了。”儿子陈良补充道，他经常在一些大工厂附近江面看到被污水呛死的鲤鱼、鲟鱼和鳊鱼。

　　一生捕鱼的陈褚生，一日三餐都在船上，饮用水也直接取自长江。他最直接的感受是，“从前的江水有股甜味，现在的江水，不好吃了”。

　　谁来保护江刀产卵场

　　到目前为止，沿江两岸没哪个地方对江刀产卵场调查进行立项，没有人知道新的产卵场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地方是否正在被采砂船或各种江面工程破坏。

　　对江刀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上海水产大学教师何为有自己的看法———江刀产卵场已被普遍破坏。

　　秦安舲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们那次江刀调查，一大收获就是搞清了当时江刀的产卵场特点。“当时江刀的产卵场主要分布于安徽、江西、湖南江段，一般是与长江相连的湖泊或内河水湾。”对这个信息，近年一直奔波在江刀研究第一线的何为声音急促：“你知道吗，这些原始的产卵场现在基本都被破坏了，当地为了防洪或者发展渔业，在那些湖泊、水湾上都建了水利工程，只在人有需要时才打开与长江相通的闸门。谁来满足江刀的产卵需要呢？”何举例说，安庆江段有个菜籽湖，是江刀传统的产卵场，现在因防洪需要堵上了，洄游的江刀根本游不进去。“关键是国内的水利工程过去没考虑到这些，没有建鱼道。”秦安舲的看法是，长江里现在还有江刀，那么从道理上讲就一定还有产卵场。

　　“但到目前为止，沿江两岸没哪个地方对江刀产卵场调查进行立项，没有人知道新的产卵场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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