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西域大月氏国王太子伊存出使中国时，曾把印度佛经带到中国，并向哀帝等人宣扬了佛经中戒杀生、放生、普渡众生的信条。东汉明帝永平2年（公元59年），印度僧人叶摩腾和竺法蓝来我国传授佛经，且在洛阳建了白马寺，并在寺中建造了鱼类放生池，这是已知最早的放生池。自东汉明帝起，在各地纷纷建立佛教寺院，并开挖放生池。寺僧将野生的稀罕的
龟、鱼供养池中，竭力守护，以此标榜佛教徒戒杀生、劝放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教义。池中异样的龟、鱼还被披上神秘的色彩，受到格外重视。并把它与佛经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龟、鱼的活动，来解释佛事或自然界中的事情和现象。前面提到的庐山西林寺就是一座佛教寺庙，发现赤麟鱼的池塘就是这样的放生池。
从1400多年前南朝的梁武帝（公元502年）开始，世人出家为僧侍佛及购买飞禽、鱼鳖放生的事例，被大量地记载于史籍之中。建造放生池和放生，被看成是向佛表示虔诚和自己延寿增福的行动。
到了唐朝，不仅大规模放生，而且还大量营造放生池，更以律令的形式使之明确起来。大量史籍对此予以记载。《事物原令》中有“唐肃宗干天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是放生始于梁而置放生池始于唐也”的记载；《方舆胜览》也记载有“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放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视千万岁寿。”在放生的动物中，生存于自然水域中罕见的金黄色鲫鱼，因其色彩奇异，带有一定的神秘意味，自然是首先被放生的对象。我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把金黄色鲫鱼放养在池中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嘉兴，一是杭州。
宋初开宝年间（公元968年），吴越国第三任秀州（嘉兴）刺史丁延赞在嘉兴城外月波楼下南普济院瑁池（即现在的南湖）中，发现了金黄色鲫鱼，从此，这个池就被命名为“金鱼池”，后又改为放生池；池后面的普济院，也改名为金鱼寺。在放生池中，除金鲫鱼外还有其他鱼鳖等，都是被禁止捕捉的。这可从宋代诗人梅尧臣“金鱼池诗”中得到验证:“谁得陶朱术，修治一水宽，皇恩浃鱼鳖，不复敢垂杆。”从这里可以想象到被“放生”的金鲫鱼受到人为的保护，甚至还能得到人们投给食物的大致情况。
在北宋时代的杭州，在六和塔下慈恩开化寺后的池中和南屏山尖教寺的水池中也有了金鲫鱼。杭州六和塔及塔下的开化寺建于宋开宝3年（公元970年），目的是“选六和宝塔以镇江湖”，这是迷信。有塔必有塔院，塔院名开化寺。在寺中有秀江亭、金鱼池。
最早的关于在开化寺的金鱼池中看到金鲫的文字记载，是宋初著名诗人苏舜钦（字子美）留下的。他在六和塔诗中有“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从诗中可以看出金鲫在当时是稀罕名之物，竟使得诗人为等待金鲫的出现而“竟日独迟留”。这其中的奥秘直到40年后苏东坡对六和塔实地观察才揭开。这在宋人戴植的《鼠璞》中有详细记载:“坡公……旧读苏子美六和塔寺诗:‘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
金龟，投饼饵欠之略出，不食复入。自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迟留之语。苟非难进易退，不妄食，安得如此寿。现此，则金鲫始钱塘，唯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苏东坡也曾写诗记述:“金鲫池边不见君，追风直过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远，骑马少年清且婉。”
宋代观元殿学士蒋之奇，在苏子美六和塔寺诗以后69年（公元1102年），也看到了苏东坡曾见到的金鲫不食投饵的情形，赋诗道:“通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知嗅饵者，固自是常鳞。”
在杭州南屏山尖教寺内，也建有金鱼池，放养金鲫。宋人葛洪曾在《冷斋夜话》中记载此事:“西湖南屏山尖教寺池有鲫十余尾，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饼为戏。”尖教寺的金鱼池不像是放生池，而是专养金鲫的金鱼池。因此，可以说，我国把金鱼真正作为观赏对象而不是“神异”是始于此时。当时，慕名前来观赏者甚多，其中不乏文人骚客，苏东坡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游览观赏金鱼后，写有“访南屏臻师”赞叹金鲫:“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附槛散斋余。还从旧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觅手书。”苏东坡的这首诗也为南屏山尖教寺的金鲫增加了更大的名气，使之名噪一时，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观赏，佛寺也借此招徕施主，增加名望。
2.由放生到半家化 由嘉兴月波楼金鱼池、杭州六和塔开化寺和南屏山尖教寺等地的金鲫，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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