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纪80至90年代之间,广东人对福寿螺的食用迅速完成了从“热”到“冷”的转变。不少养殖户立即退出生产,大量的廉价螺也被随意丢弃。
邢福武表示,由于是水生动物,南方光热充足的气候环境十分适合福寿螺的生长繁殖。因此,它们迅速找到了自由繁殖的天堂,“到处爬,并顺着西江、东江等水域,穿州过省”。由于繁殖量惊人,每个福寿螺成虫一年产2400~8700个卵,并且有高达90%以上的孵化率——丢一个福寿螺到农田里,一年后可能会扩容到上万只。
据了解,目前福寿螺已经从广东扩散到了广西、云南、福建、浙江等地。不过邢福武表示,由于北方寒冷,福寿螺的“地盘”不太可能扩到北方。
广东或已进入福寿螺的“稳定期”
邢福武指出,从生物学上看,每一个外来物种都有其“扎根—扩散—稳定—减少”的过程。近年来观察广东的福寿螺生长状况,或正处于稳定期。近年来随着农田减少,以及珠三角不少农民用福寿螺来饲养鸭,广东的福寿螺存量基本上进入稳定时期。
但这不意味着广东就可以掉以轻心。他表示,物种在经历稳定期之后部分会逐步消亡或迁徙他地,但是也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
与广东相反,周边的省份由于引入较晚,此时也许刚好处于福寿螺旺盛的“扩散期”。邢福武指出,对福寿螺的“剿灭”要抓紧时机——福寿螺有“冬眠”的习惯,最好的活捉成虫时节是冬天;而每年的3月上旬是其产卵高峰期,此时要注意把其附着卵群悉数消灭。此外,还可适量用茶籽麸、桐籽麸等药剂加以防治。
缺乏评估就盲目引进是“祸根”
对于最早从国外引入福寿螺的广东来说,“福寿螺之祸”可谓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邢福武认为,福寿螺在20多年内的“发家史”,充分折射出当初对外来物种不加详细评估就轻率引进的危害。“福寿螺折射的不仅是一个食品安全卫生问题。”
其实对于福寿螺的危害,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国外有所定论。据了解,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物种的可怕。“在引进任何外来物种之前,我们都应该对其背景和危害进行充分的评估。”作为一名已经对外来物种研究多年的专家,邢福武认为,“不能等每一个外来物种产生了危害事件以后再来消灭,那样的成本太大了。”
据了解,对于外来物种的研究和管理,国内目前并没有独立的机构加以专门协调。邢福武认为,国家应组织包括教育、科研、农林、环保、贸易等多个部门,成立一个专门的主管机构,对外来物种进行充分的评估,并在引进后加以严密跟踪监管,杜绝为经济利益而盲目引进的行为。
此外,目前我国有关机构对外来物种的研究也不够充分,目前环保总局公布的首批外来有害物种只有16个,但邢福武表示,光他了解的有害外来植物品种至少有50个左右。
养螺业遭灭顶之灾
据悉,福寿螺的养殖目前主要集中在江西、广西等地方。据记者了解,仅在江西瑞金一个市,就有100多家福寿螺专业养殖户。这次在全国范围兴起的消灭福寿螺的行动,对这些地方的养螺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提起这次“福寿螺事件”,江西瑞金的养螺人杨先生用了“欲哭无泪”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杨先生辩白道:“并不是每个福寿螺都有问题,只有那些黑心老板打捞的野生螺才可能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北京那些人之所以会得病,完全是因为没有煮熟,经过高温加工的福寿螺不会有问题。” (邱瑞贤、杜安娜)
“广州管圆线虫病”
并非最早发于广州
命名原因可能是广州发病率高
在这次肇于北京的福寿螺安全事件中,“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命名一度引起热论,一般认为是由于该病最早发现于广州。但是。记者从有关专家处获悉,其实该病的最早病例也并非在广州出现。
中山一院消化科内科副教授王锦辉告诉记者,关于该病的最早一个报道出现在台湾,而且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
有人推测,该病以“广州”命名,可能是广州发病率高。 (邱瑞贤、陈起坤)
京“管圆线虫病”患者增至87例消费者应避免食生鲜
本报北京讯 (记者谢绮珊)记者昨天从卫生部获悉,北京卫生部门已部署将生吃或半生吃的淡水螺类食品纳入夏季食品、生活饮用水专项卫生监督检查范围。据北京市卫生局统计,截至23日下午7时,北京因食用凉拌福寿螺肉而得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患者比21日又增加了17例,达到87例。
卫生部发出公告表示,摄食生鲜水产品是一种危险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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