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记者：由于水生生物与人类活动相对隔离，很多人不了解水生生物种类和濒危程度，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唐启升院士：水生生态系统与陆生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支撑系统。但是水生生物及其生存的环境比陆地复杂得多，不易为大家所了解，由此增加了保护的难度。这与我们对水生生物的认识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缺乏对水生生物特殊性的认识。水生生物有它特有的特点：第一个是它的再生性，有繁殖能力，需要有特殊的繁殖环境；第二个是多样性；有很强烈的生态多样性，分布有其多样性。第三个是移动迁移性强，具有季节性和洄游性变化，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其生活习性；第四个是波动性，由于前几个特性的原因，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环境变化大，它们的数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般的特性。相对于陆地的生物，还有两个特殊的特性，一是水生生物具有隐蔽性，很容易受到损害；二是共享性。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有意无意地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这给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难度。

    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整体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资源严重衰退，种质急剧退化和遗传基因丧失。目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濒危鱼类物种数量是92种，2000年专家评估认为需要保护的水生野生生物种类有169个。一些重要的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物种已濒临绝迹，比如白鳍豚、白鲟是我国特有的，现在已不足100头了，如果不加强保护，子孙后代可能就看不到了。

    保护好水生生物意义十分重大。每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都占有各自特定的地位，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互为依赖，共同维持生态平衡。随着一个物种的消失，将导致若干物种的灭绝，直至造成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改变。任何一个物种或基因一旦从地球上消失，是不能用任何方法再创造出来的。

    虽然目前国家制定了许多资源养护制度，加大了增殖放流力度，建立了200多个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但这还远远不够。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特别是加大科普宣传，创新宣传模式，提高人们对人类与自然依存关系的认识。去年的“中华鲟进京”宣传活动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加强法规制度建设，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准则。第三，加强保护设施建设，保证生物物种资源的繁衍及其生境的保护。第四，加强科学研究，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第五，倡导健康、文明的饮食观念，自觉拒食受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农民日报》记者：《纲要》提出要处理好资源养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提出大量压减渔船的目标，在目前农村劳动力过剩的背景下，怎么样能够保证渔船减下来、渔民转移出去，怎么样实现渔民增收，使渔民的生存发展有保障？

    陈毅德：考虑到我国渔民多、渔船多的基本国情，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以及促进渔民增收，保持渔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这些因素，《纲要》的制定和实施确定了六项基本原则。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

    近年来，我们立足资源养护，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实施了海洋伏季休渔制度、长江禁渔期制度，涉及12万艘渔船、100多万渔民，由于宣传到位，管理到位，各级政府、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既保护了资源，又保护了渔民的长远利益，得到了广大渔民的理解和支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2002年开始，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我国开始对海洋渔业进行重大战略性调整，在沿海各地全面启动和实施了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在尊重渔民意愿的基础上，2002年至2005年中央财政共安排9.9亿元用于减船补助、技能培训，安置转产转业渔民，拓宽就业渠道，报废拆解渔船。广东、山东、浙江等省也投入了相应的配套资金。几年时间共报废拆解渔船1.5万艘、转产转业渔民约8万人。实施中，一是按照渔民自愿的原则，对减下来报废的渔船按一定标准适当补助；二是通过项目示范、技能培训，引导渔民从事养殖、加工、运输、休闲、服务等行业；三是开展增殖放流，补充资源，为渔民增收创造条件。

    新华社记者：《纲要》的实施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提出要“探索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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