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我有“爱国鱼”里悟商机

　　文革时，父母被下放到仙桃农村，不到十岁的陈忠生也跟着到乡下住了七八年。仙桃水多鱼也多，正是那段摸鱼抓虾的生活，让陈忠生喜欢上了鱼，也奠定了十多年后创业的方向。

　　1979年，个体户可办执照，陈忠生像发现了宝贝似的，第一时间赶到工商局领了本本。还没等单位、家人完全反应过来，他已骑着辆自行车开始“考察”市场了。“家里兄妹7个，居无片瓦，食不果腹，我排行老大，我不出来谁出来？”

　　那个年代，只要“舍得做”，赚钱并不太难。凭着修表手艺，他在街边摆了个钟表摊，一天能进账三五十元，相当于一月工资，陈忠生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个理想---让一家老小吃上肉。

　　1984年，陈忠生成了大东门第一个万元户。不过，日入几十元，已不能满足陈忠生的胃口。

　　母亲买菜回家的抱怨，给了他灵感。当时市场上连死鱼都难得买到。那天，母亲买回一条硬邦邦的“爱国鱼”，这是早年为备战备荒，冷藏一两年的陈年货。解冻后，肉都腐了，陈忠生用手指头一戳一个洞。煮熟了，大家抱怨，毫无鱼味。卖鱼有搞头！1986年，陈忠生卖掉了钟表摊，决定去到农村收购鲜活鱼。

　　他将自行车略加改装，两边各挂一个大竹篓，再用油布一蒙，就成了“活鱼专用车”。一清早把车骑到东西湖，就近找个鱼塘，找承包户称上几十斤草鱼、胖头鱼倒进篓子里，再加满水，赶紧往集贸市场踩。

　　到了农贸市场不用吆喝，买菜的人马上把他的自行车包围。市场上卖五六毛一斤的死鱼，他的活鱼卖到一块二三，买的人还得靠抢才能买到一条。“那个钱赚得真叫痛快！只恨自己少长了两条腿，蹬自行车没个替手。”

　　第二年，陈忠生买了辆三轮摩托车，有了“帮手”，日收入就从百余块涨到千余元。1990年，三轮摩托又变成四台解放牌卡车，他日入万元。当然，这时的进货渠道早从东西湖延伸到仙桃、岳阳等地。“北京亚运会时，我还跟省政府车队，送了一车活鱼进京！”

　　避实就虚人家卖鱼我卖消息

　　进入90年代，水产市场已相当繁荣，有几辆货车送货已不算稀奇。接下来该怎么做？退出是不大可能了，此时跟着他做水产生意的亲友已有二三十号人。他要不干这行了，这些亲戚到哪去？

　　望着眼前穿梭忙碌的亲友，陈忠生心生一计，这些人不是最好的资源吗，他们都是这行的老手，都有自己的经验、人脉，加上生意场上的朋友，南到广东、福建，北到山东、河北的水产行情，都可以了如指掌。把他们的资源编成一张水产交易网，半个中国的水产市场信息都在这张网里，“那我还做什么鱼贩子，干脆开行卖信息就够了。”

　　1992年，陈忠生在大东门水产市场租下四个门面，成立陈忠生渔行。南来北往的鱼运到这里，鱼贩不用蹲在市场里守买家。只用把价格、数量告诉陈忠生，找下家的事由他来包办，陈忠生则按5%的比例收取佣金。此外，他还定期公布各地鱼价行情，哪里鱼将在什么时候大量上市等消息，让各鱼贩早做准备。

　　只要鱼当天卖不完，一死价格就会掉一大截，基本上是剩多少就赔多少，陈忠生主动提供销路，让鱼贩风险大减，5%的佣金完全能承受。渔行生意暴好便在情理之中。每天进出大东门水产市场的车，多达上千辆，生意高峰等候进场的车经常堵塞交通。“别小看这一块钱抽5分的佣金，好的时候，我一天进账近2万。”

　　领头立规“草头法官”维护买卖公平

　　进场做生意的人多了，难免泥沙俱下。有一天，一个姓王的外地熟客急匆匆地找到陈忠生诉苦：上午在一个渔行里进3000斤草鱼，回去一过秤竟少近500斤，再回来找那渔行扯皮，对方已不认账了。

　　陈忠生在这带最早做水产生意，为人敢说敢做，威望最高。王老板话音未落，陈忠生“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打雷似地喝道：“还有没有个规矩了！”说完，拉着王老板的手直奔过去，劈头盖脸地把渔行老板教训了一通。要回短少的500斤鱼钱，王老板千恩万谢地走了。

　　回到渔行，陈忠生不能平静。“这种事应该不会就这一起，如果任由这几颗‘老鼠屎’害人，大家都会被整熄火的。”他派人找客户摸了一下底，结果差点气晕。除了做“笼子”骗外地商户买高价鱼外，市场里不管是块把钱一斤的鲢鱼，还是几十元一斤的鲟鱼、蟹，都有人在玩秤，最“登峰造极”的渔行，居然能把四两的鱼称出一斤来。

　　拿到这第一手资料，陈忠生选了个生意清淡的日子，把大家召集起来，张口就讲短斤少两的故事。陈忠生问大家：“这种事该不该管，我们该不该立个行规？”他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大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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