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我有“爱国鱼”里悟商机
文革时,父母被下放到仙桃农村,不到十岁的陈忠生也跟着到乡下住了七八年。仙桃水多鱼也多,正是那段摸鱼抓虾的生活,让陈忠生喜欢上了鱼,也奠定了十多年后创业的方向。
1979年,个体户可办执照,陈忠生像发现了宝贝似的,第一时间赶到工商局领了本本。还没等单位、家人完全反应过来,他已骑着辆自行车开始“考察”市场了。“家里兄妹7个,居无片瓦,食不果腹,我排行老大,我不出来谁出来?”
那个年代,只要“舍得做”,赚钱并不太难。凭着修表手艺,他在街边摆了个钟表摊,一天能进账三五十元,相当于一月工资,陈忠生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个理想---让一家老小吃上肉。
1984年,陈忠生成了大东门第一个万元户。不过,日入几十元,已不能满足陈忠生的胃口。
母亲买菜回家的抱怨,给了他灵感。当时市场上连死鱼都难得买到。那天,母亲买回一条硬邦邦的“爱国鱼”,这是早年为备战备荒,冷藏一两年的陈年货。解冻后,肉都腐了,陈忠生用手指头一戳一个洞。煮熟了,大家抱怨,毫无鱼味。卖鱼有搞头!1986年,陈忠生卖掉了钟表摊,决定去到农村收购鲜活鱼。
他将自行车略加改装,两边各挂一个大竹篓,再用油布一蒙,就成了“活鱼专用车”。一清早把车骑到东西湖,就近找个鱼塘,找承包户称上几十斤草鱼、胖头鱼倒进篓子里,再加满水,赶紧往集贸市场踩。
到了农贸市场不用吆喝,买菜的人马上把他的自行车包围。市场上卖五六毛一斤的死鱼,他的活鱼卖到一块二三,买的人还得靠抢才能买到一条。“那个钱赚得真叫痛快!只恨自己少长了两条腿,蹬自行车没个替手。”
第二年,陈忠生买了辆三轮摩托车,有了“帮手”,日收入就从百余块涨到千余元。1990年,三轮摩托又变成四台解放牌卡车,他日入万元。当然,这时的进货渠道早从东西湖延伸到仙桃、岳阳等地。“北京亚运会时,我还跟省政府车队,送了一车活鱼进京!”
避实就虚人家卖鱼我卖消息
进入90年代,水产市场已相当繁荣,有几辆货车送货已不算稀奇。接下来该怎么做?退出是不大可能了,此时跟着他做水产生意的亲友已有二三十号人。他要不干这行了,这些亲戚到哪去?
望着眼前穿梭忙碌的亲友,陈忠生心生一计,这些人不是最好的资源吗,他们都是这行的老手,都有自己的经验、人脉,加上生意场上的朋友,南到广东、福建,北到山东、河北的水产行情,都可以了如指掌。把他们的资源编成一张水产交易网,半个中国的水产市场信息都在这张网里,“那我还做什么鱼贩子,干脆开行卖信息就够了。”
1992年,陈忠生在大东门水产市场租下四个门面,成立陈忠生渔行。南来北往的鱼运到这里,鱼贩不用蹲在市场里守买家。只用把价格、数量告诉陈忠生,找下家的事由他来包办,陈忠生则按5%的比例收取佣金。此外,他还定期公布各地鱼价行情,哪里鱼将在什么时候大量上市等消息,让各鱼贩早做准备。
只要鱼当天卖不完,一死价格就会掉一大截,基本上是剩多少就赔多少,陈忠生主动提供销路,让鱼贩风险大减,5%的佣金完全能承受。渔行生意暴好便在情理之中。每天进出大东门水产市场的车,多达上千辆,生意高峰等候进场的车经常堵塞交通。“别小看这一块钱抽5分的佣金,好的时候,我一天进账近2万。”
领头立规“草头法官”维护买卖公平
进场做生意的人多了,难免泥沙俱下。有一天,一个姓王的外地熟客急匆匆地找到陈忠生诉苦:上午在一个渔行里进3000斤草鱼,回去一过秤竟少近500斤,再回来找那渔行扯皮,对方已不认账了。
陈忠生在这带最早做水产生意,为人敢说敢做,威望最高。王老板话音未落,陈忠生“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打雷似地喝道:“还有没有个规矩了!”说完,拉着王老板的手直奔过去,劈头盖脸地把渔行老板教训了一通。要回短少的500斤鱼钱,王老板千恩万谢地走了。
回到渔行,陈忠生不能平静。“这种事应该不会就这一起,如果任由这几颗‘老鼠屎’害人,大家都会被整熄火的。”他派人找客户摸了一下底,结果差点气晕。除了做“笼子”骗外地商户买高价鱼外,市场里不管是块把钱一斤的鲢鱼,还是几十元一斤的鲟鱼、蟹,都有人在玩秤,最“登峰造极”的渔行,居然能把四两的鱼称出一斤来。
拿到这第一手资料,陈忠生选了个生意清淡的日子,把大家召集起来,张口就讲短斤少两的故事。陈忠生问大家:“这种事该不该管,我们该不该立个行规?”他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大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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